【本报讯】-两国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50年4月13日，印尼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天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刻。印尼和中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也标志着两国建交75周年。近年来，尤其是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印尼和中国的贸易额持续增长。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印尼期间，印尼驻中国兼蒙古国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在接受商报专访时表示，历经数十年发展，印尼与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迈入新阶段，双方互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中国始终是印尼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以下是采访摘录。
 
第一，
 
问：国务院总理李强回访普拉博沃总统，无疑提出了战略性议题，包括两国在卫生、旅游和出口监管领域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合作。请问双方讨论了哪些议题？
 
答：国务院总理李强此次访问为深化印尼-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象征性和实质性的动力和战略意义。
 
与普拉博沃总统的会晤将重点讨论各种战略合作议题，强调两国致力于在卫生、旅游和出口监管领域开展日益广泛、深入和可持续的合作。
 
- 例如，在卫生领域，印尼注重开展更广泛合作的潜力，例如在疫苗研发、生物技术、基因组学以及探索两国传统医药的融合方面，这些传统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疗效。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稳固、更具韧性、更独立和更强大的国家卫生体系。
 
 在此框架下，李强总理访问期间，双方在卫生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即《传统医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深化结核病防治合作谅解备忘录》。
 
- 旅游合作也是两国人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未来继续鼓励双向旅游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合作，李强总理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还共同见证了《旅游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 贸易合作，尤其是出口监管方面的合作，当然也是两国的战略重点。重点是建立更加平衡互利的贸易结构。这包括为印尼优势产品（包括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便利的具体举措。
 
 在此方面，近期访问期间，两国就《印尼冷冻榴莲输华检验检疫和卫生议定书》的签署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加强两国贸易合作做出了贡献。榴莲在中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该议定书的签署能够为印尼冷冻榴莲输华创造更多机会。
 
未来，我们希望开始向中国出口新鲜榴莲。
 
除上述三个领域外，李强总理此次访问期间，印尼和中国还就其他多项战略合作达成一致，即是发展政策、产业和供应链、建立本币交易框架、两国双园项目、投资合作、商会合作以及媒体合作等领域。
 
第二，
 
问：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印尼两国贸易额是多少？
 
答：根据我任职期间的数据和观察，中国在最近十年一直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贸易和投资，显著增长。印尼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从2015年的44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480亿美元，增长了236%。其中，印尼出口总额达到710亿9000万美元，进口总额达到766亿9000万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印尼与其他伙伴国家的贸易额，约占印尼国际贸易总额的20-25%。这表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
 
印尼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仍然以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例如煤炭、金属矿石（尤其是镍和铜）以及棕榈油。 相比之下，印尼从中国的进口主要以制成品、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为主。因此，持续努力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并实现出口产品多元化，是两国贸易关系的重点。
 
第三. 
 
问：中印两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面临哪些障碍？
 
答：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是多方面的，需要全面关注。
 
* 印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贸易方面：
 
1. 非关税壁垒 (Non-Tariff Barriers)：印尼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 (UMKM)，在中国市场往往难以满足复杂且有时各不相同的技术、卫生和植物检疫  标准。认证流程，包括食品和饮料产品的清真认证，尽管已通过各种协议取得了进展，但通常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2. 市场准入和分销网络：尽管中国市场规模庞大，但如何打入其复杂且层级分明的分销网络，并了解各省市消费者的差异化偏好，对印尼出口商来说仍是一个挑战。
 
3. 缺乏对当地商业文化的深入了解：语言差异和商业文化的细微差别，包括对建立人脉和良好关系重要性的理解，往往是被忽视但却是重大的障碍。
 
4. 物流和供应链效率：从印尼到中国各最终目的地的物流成本和供应链效率仍需优化，以提高印尼产品的竞争力。
 
* 从中国在印尼投资的角度：
 
1. 法律确定性和监管一致性：中国投资者经常强调需要建立更稳固、更可预测的法律框架，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一致性，以及更简单、更快捷、更透明的许可流程。
 
2. 土地征用问题：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的项目，土地征用和收购流程仍然是需要突破性解决方案的经典挑战之一。
 
3. 劳工方面：劳动法规，包括在项目初期使用外国工人从事特定技能以及向本地工人转移技能的讨论，有时是需要巧妙处理的讨论重点。我认为，克服这些障碍需要采取整体的“生态系统”方法，包括监管和官僚机构改革、提升人力资源能力、加强配套基础设施，以及两国政府和商界之间持续开展建设性对话。
 
第四，
 
问：如何加强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答：为了全面、可持续地加强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双边经济合作，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战略性和可实施的突破性措施：
 
a. 提高投资质量和附加值：我始终鼓励中国的投资不仅注重数量（资本密集型），更要注重质量，即能够为印尼工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带来先进和最新的技术转让、并坚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赋能当地社区经济原则的投资。重点是加速自然资源型产业的下游产业化，例如镍产业，以发展电动汽车电池生态系统。
 
b. 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综合性工业区：我们需要加快建设和发展由现代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的战略性工业区，包括爪哇岛以外的地区。 该区域可规划发展特定产业集群，例如清真产业、数字技术和创意经济中心或可再生能源枢纽，并将中国作为主要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之一。
 
c. 优化本币结算机制的应用：我积极引导和鼓励两国更多企业在贸易和投资交易中使用本币结算机制。此举对于减少对某些主要货币的依赖、降低汇率波动造成的交易成本以及逐步增强金融主权至关重要。
 
d.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鉴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认为在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科技（fintech）、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人工智能（AI）在各生产领域的应用以及加强网络安全等各个领域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e. 加强高效务实的商业对话平台：我们需要振兴并创建一个更有效、更注重解决方案的常设对话平台，即印尼工商会（Kadin）与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例如中国贸促会）之间的对话平台，并根据行业领域开设更多具体的商业论坛。目标是促进更有针对性的商业配对，并使其成为解决企业参与者所面临具体问题的平台。
 
f. 人力资源开发和持续知识转移：我大力支持实施联合职业培训项目、专家和研究人员交流计划以及结构化实习项目，以提高印尼人力资源吸收中国尖端技术和现代管理实践的能力。
 
g. 国有企业与私营部门的战略协同：我还鼓励国有企业（BUMN）与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战略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开展更紧密的协同，同时确保印尼的国家利益始终是重中之重。
 
第五，
 
问：中国经济为何强劲？
 
答：根据我在执行任务期间的分析和观察，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中国经济实力并非昙花一现或偶然出现。这是一个复杂的转型过程的结果，经过了数十年的精心策划和严格执行，并以非凡的纪律性和一致性得以实施。支撑中国经济实力的主要支柱包括：
 
a. 国家主导的长期战略规划：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够制定非常清晰、全面的长期发展愿景和规划，这体现在其五年规划中。这些规划不仅是正式文件，更是真正可操作的指南，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可衡量的目标以及对各级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大规模资源配置。
 
b. 大规模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或许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广泛的公路网、几乎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系统、超大容量的大型集装箱港口、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例如5G网络和数据中心）的建设，创造了非凡的物理和数字互联互通。这是货物、服务、人员和信息高效流动的重要生命线，进而推动了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c. 高度重视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中国通过发展非常强大且多元化的制造业能力，有意识地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工厂”。这一成功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供应、巨大的规模经济、高效一体化的供应链发展以及政府的支持性政策。
 
d. 务实且循序渐进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项政策逐步向外国投资、技术转让和市场化运作开放了中国经济。 然而，这一开放进程是谨慎、渐进的，并且始终在国家坚定“掌控”下进行，尤其是在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利益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它们并非盲目地推行经济自由化。
 
e. 国有企业的核心和战略作用：我观察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作为商业实体，而且作为国家工具，在推动关键工业部门发展、实施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甚至在打入全球市场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f. 持续大力投资人力资源开发：中国深知人力资源开发是其最重要的资产。因此，中国投入巨资，致力于提升各级教育质量，发展科技，开展职业培训。其结果是，中国不仅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而且技能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创新能力也日益提高。
 
g. 巨大的国内市场实力：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国内市场本身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中产阶级的持续壮大和购买力的不断提升，为各种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强劲的国内需求。
 
h. 政策制定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务实性：我看到的优势之一是中国政府具有适应性和务实性。他们在应对全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时，不会墨守成规，也不会固守意识形态。 他们表现出持续学习、试验政策（通常通过经济特区或试点项目）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意愿，他们常将此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
 
i. 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国家自主创新：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展现出从技术模仿者向技术创造者和创新者转型的雄心壮志。专注于技术自主创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未来战略领域，已成为国家首要议程。“中国制造2025”或强调加强国内市场和内部技术创新的“双循环”战略等雄心勃勃的举措就体现了这一点。
j. 政策和项目执行的纪律性和速度：中国官僚机构和政治体系能够做出战略决策，并以极快的速度和效率执行大型发展项目，这常常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敬畏。 有紧迫感，能有效调动国家资源。（待续）
 
（文/译：Max Manuhutu供稿）